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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工作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是抢救性的，而非从容不迫的。

1956年9月，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，5位著名生物学家联名提议：急应在各省(区)划定若干自然保护区(禁伐区)，为国家保存自然景观，也为科学研究提供据点。

这个编号为"92"的提案，对遏制建设时期急剧破坏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。当年，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，拉开了保护自然资源、抢救珍稀动植物的序幕。到1965年，南到西双版纳，北至长白山在内的19处保护区被划定。

自然保护区在1990年代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。

　　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李忠提供给记者的数据是：截至2003年底，全国各类自然保护区1999 处，国家级的226处，保护区面积逾1.4亿公顷，占国土总面积的14％左右。

　　保护区数量较40年前翻了100倍，面积更飙升215倍，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国土面积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，可谓成绩喜人。

　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已经开始真正地走向其题中之义：从追求自然保护区的规模数量，转而追求质量内涵。

　　而以此为衡量标准，中国保护区的保护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。

　　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处长李忠告诉记者，在目前各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内，无论是草原、森林、海洋，都存在着被破坏的情况，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。其中，又以人类活动最频繁的湿地保护区破坏最为严重。

　　那么，谁在伤害自然保护区？

　　一位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将之总结为两类人："穷人"和"富人"。"穷人"，可能是当地政府，也可能是当地居民。对于贫穷的农民们来说，青山绿水当不得馍吃，任何过上好日子的机会都是难以拒绝的诱惑。在甘家湖梭梭林自然保护区，农民们盗采药材，不放过每一株，把保护区挖得千疮百孔。严格说来，贫穷，而非贫穷者，才是自然保护区的敌人。"富人"往往是外来的财团或者公司。他们对保护区的侵占往往一占就是50年、70年。他们往往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，试图进行掠夺性的开发。

　　"各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，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。为什么还会有不足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离不开我国的现实发展情况。"李忠说。

　　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因素。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政策，给日后的资源保护带来诸多难题。在国家林业局搞自然保护十多年的李忠，曾两次处理盘锦滨海湿地遭到油田开采破坏的报告。"盘锦双台子河口保护区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建立的，而辽河油田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在那里开采，谁该给谁让路？而且，我国又是石油相当匮乏的国家，你说该怎么办？"

　　历史造成的还有土地权属问题。中国的自然保护区，在1978年时全国仅有34个，绝大部分建立于1980年代之后。划建保护区时，那里的土地大多已划归集体，边界问题和土地权属成为保护区管理部门与当地政府最常见的纠纷。

　　盘锦双台子河口自然保护区160万亩湿地被围垦和改造，管理处却束手无策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那些土地属于大洼县的各个乡政府。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李玉祥表示，土地怎么用由乡政府决定，保护区管理部门只能进行"指导和劝说"。

　　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一个典型例子。1984年黑龙江省政府有关文件确定其面积为21万公顷，但未标明具体的范围和边界走向。保护区管理局拥有土地管理权的区域只有100公顷左右，其他区域则无法按照《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》进行正常管理。

　  自然保护区有多少婆家？李忠笑言，这是一个"非常有意思和有中国特色"的问题。李忠介绍，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分森林、湿地、荒漠、野生动物、野生植物、草原、海洋、自然遗迹、古生物遗迹等9 大类型，前5种属林业部门主管，数量最多，达1538处，国家级的164处，后4种类型中，草原归属农业部，海洋属于国家海洋局，而自然遗迹、古生物遗迹的行政管理权则属于地矿部门。四大行政管理部门之外，又由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综合协调。

　　 各个行政部门根据各自的法律法规来划定保护区，常常会出现交叉、"撞车"现象。一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，有可能林业也在管，环保也要建。由于环保局只是综合职能部门，没有专门的行政执法队伍，很难承担起保护区的执法管理任务。

保护区管理体制的另一大难题，就是业务指导与实际管理权的分离。一个自然保护区产生的流程是：由地方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可行性报告，交由当地环保局审查，若是地方级自然保护区，则由当地政府审批；若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就报中央政府审批。批准后，保护区的人员组成、工资待遇、经费开支等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，国家林业局、农业部等中央行政主管部门，只对保护区进行业务指导。一边是业务主管，一边是衣食父母，当地方利益与生态保护发生矛盾时，保护区的管理者该怎么办？李忠坦言，这种情况近年来比较普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