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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在80多年前的长征中，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，报刊的作用不亚于枪支弹药，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，同时也是红军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，为找到战略转移的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　　一张报纸，跨越了两万五千里

　　长征开始后，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，红军常常是连续行军作战，所处环境十分恶劣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们仍想方设法坚持编印报刊，如红军总政治部的《红星》报、《前进》报，红一军团的《战士》报，红二方面军的《前进》（副刊），红四方面军的《不胜不休》报等，都在长征路上坚持出版。

　　1931年11月7日，红色中华通讯社（即新华社前身，简称红中社）在江西瑞金成立。红中社最初担负两项任务：对外播发宣传中国共产党、苏区和红军的新闻，编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报；依靠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，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（《参考消息》前身）。

　　长征期间，《红色中华》报因条件有限而停止工作，但抄收工作始终在进行，为中央领导了解敌方信息、实施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。红军长征中的报刊多为手刻蜡纸油印。由于物资紧张，红军的印刷设备十分简陋，如《红星》报就是一台油印机、几盒油墨、几筒蜡纸、几块钢板、几支铅笔和一些毛边纸等。报纸最初使用从苏区带来的毛边纸，用完后，大家就因地制宜找“纸”源。长征中曾发行过“叶报”，就是拿树叶当纸进行宣传。

　　1934年10月20日，《红星》报发行了长征中的第1期油印报纸，其中《突破敌人封锁线，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》《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》等文章，起到了积极的战斗动员作用。1934年11月7日，《红星》报针对个别部队纪律松懈、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，刊登了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的文章，对加强党的组织纪律，教育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切实保护群众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一张报纸，影响了革命的进程

　　长征途中通讯十分不便，致使红军主力部队之间的联络经常中断。由于国统区报纸种类多、发行范围广，因此红军每到一地都会派人专门搜集报刊资料。

　　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：“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还有一个习惯，每到一地，顾不得吃饭休息，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，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。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部队送。他们把这些东西当宝贝一样，看得很仔细，反面文章正面看，从中了解敌我情况。”

　　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：1935年9月，红军到达哈达铺后，毛泽东凭借缴获的《大公报》，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。这一重大消息促使党中央作出了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。

　　事实上，不少在长征中掉队的红军，也是在看了《大公报》的有关报道后，知道了大部队的去向，赶上了队伍。1937年2月，周恩来在西安会见《大公报》战地记者范长江时说：“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，我们沿途都看到了，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。”

　　一张报纸，让红星照耀了世界

　　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，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真诚愿望，1935年12月9日，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了《救国时报》。这份报纸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下，积极传播长征信息，着力塑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形象，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，堪称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“红色阵地”。

　　比如，1936年12月，杨定华在《救国时报》上发表的《雪山草地行军记》和《从甘肃到山西》两篇长篇长征实录，以亲历者的视角，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中的所见所闻，扩大了红军和长征的影响。陈云是党内利用海外媒体宣传长征的杰出代表。他曾在巴黎出版的《全民月刊》上，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，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相关情况，收到了良好的反响。

　　长征中，虽然红军的办报条件简陋，规模有限，但却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，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